穆罕默德如何神化部落主義

雷蒙德•易卜拉欣(RAYMOND IBRAHI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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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29日

美聯社供圖

【Tribalism,部落主義,意含部落習性;種族意識;部落制度等,譯者注。】

除開宗教外表的虛假掩飾,可以很容易地用一個完全與宗教無關的詞來定義和理解伊斯蘭:部落主義—任何民主或多元社會的禍患之源。

事實是,穆罕默德之所以能號召他那個時代的阿拉伯人,他全部的吸引力都建立於這種號召與他們的部落觀念(tribal mores)相容,具體來說在這三個方面:對自己部落的忠誠;對其他部落的敵意;還有對其他部落進行突襲,以使自己部落變得富足強大。

對於第七世紀的阿拉伯人來說—以及後來的部落民族,主要是突厥人和韃靼人,他們也對伊斯蘭感到天然的吸引力並皈依了伊斯蘭—部落的概念就像人類的概念之於現代人:置身於其中才會受到人道的對待;置身於其外就會受到不人道的對待。這樣說絕沒有言過其實:穆斯林哲學家伊本•赫勒敦(Ibn Khaldun)(卒於1406年)把他那個時代的阿拉伯人形容為「現存的最野蠻的人(更不用說那些來自8個世紀前穆罕默德的那個更原始時代的阿拉伯人了)。與靜坐的(現代)人相比,他們就像野生的,不能馴服的動物和不會說話的肉食猛獸一樣。阿拉伯人就是這樣的人。」

僅僅依靠把他的穆斯林同胞放在了比血親更優先的地位,穆罕默德就強化了部落主義的兩分對立。因此,在他的《麥地那憲章》(Constitution of Medina)中,他申明,「一個信士不應為了一個異教者而殺死另一個信士,也不應幫助一個異教者對抗一個信士。」此外,所有穆斯林都要成為「彼此的摯友,把外人排除在外」。

因此,烏瑪(umma,穆斯林世界)這個詞誕生了,這個詞從詞源學上講與「母親」(mother)這個詞有關聯,意味著超越種族、民族和語言障礙的伊斯蘭式的「超級部落」;伊斯蘭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它的天敵。

穆罕默德所宣揚的,同時也是古蘭經所命令的伊斯蘭的「忠誠與敵意」(al-wala’ wa’l-bara’)緊緊抓住這一點。甚至古蘭經居然會命令所有穆斯林對他們的非穆斯林親屬「聲言棄絕」並且「脫離關係」—「即使那等人是他們的父親,或兒子,或兄弟,或親戚」—只對他們「懷有敵意和仇恨」,直到他們「只信仰真主」(古蘭經58:22和60:4;另請參見4:89,4:144,5:51,5:54,9:23,以及60:1)。這些經文是關於許多穆罕默德的親密夥伴,他們棄絕了他們自己的非穆斯林親屬,並屠殺了他們,以此展示對真主和其他信士的忠誠:有一個人殺了他的父親,另一個人殺了他的兄弟,第三個人—阿布‧伯克爾(Abu Bakr),第一任哈里發(caliph,舊時穆斯林領袖的稱號—試圖殺死他的兒子,奧馬爾(Omar),第二任哈里發,殺掉了幾個親戚。(更多信息,請參閱《基地組織的讀者》(The Al Qaeda Reader)(https://www.amazon.com/gp/product/B000UOJTY4/ref=as_li_tl?ie=UTF8&camp=1789&creative=9325&creativeASIN=B000UOJTY4&linkCode=as2&tag=raymondibrahi-20&linkId=c5ed99666036d165fa834bc300b10fc6),近60頁的論述專著《忠誠與敵意》(Loyalty and Enmity)。)

至此,聖戰誕生了。因為現在有兩個部落出現了—伊斯蘭的烏瑪部落在世界的一端,世界上另一端是沒有人性的另一個部落—穆斯林被鼓勵去攻擊和征服所有這些「異教徒」,以使他們的超級部落至高無上。

簡而言之,宗族型的血緣紐帶被替換成了宗教—也就是伊斯蘭—關係。

這種兩分對立的世界觀仍然被奉為神聖法則,在伊斯蘭法律,或稱伊斯蘭教法(sharia)的命令中,「伊斯蘭之境」(Dar al-Islam,「伊斯蘭的居所」)必須與「無信仰之境」(Daral-Kufr,「異教徒的居所」)永無休止地爭戰,直到前者將後者歸入其內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阿拉伯人以外的部落社會也被伊斯蘭所吸引,並認為伊斯蘭很有吸引力。

例如,在突厥人最古老的史詩《闊爾庫特老爹之書》(The Book of Dede Korkut)(基於口述傳統)中,新近皈依的突厥部落參加一些伊斯蘭既不贊成也不禁止的異教活動:他們吃馬肉,喝葡萄酒和其他發酵飲料;與穆斯林女性相比,他們的女性相對自由。只有在襲擊「異教徒」—取代了「部落外來者」—這一方面,他們的生活才明顯體現出伊斯蘭的影子。「我將突襲血腥的異教徒的土地,我將砍下頭顱,血光飛濺,我將讓異教徒吐出鮮血,我將帶回奴隸和女奴隸,」這是典型的戰前叫囂。「他們摧毀了異教徒的教堂,殺害了教堂的牧師,在原地建起一座清真寺。他們以全能真主的名義宣佈了祈禱的召喚,吟誦了祈禱詞(清真言)。最好的獵鳥,最純潔的東西,最美麗的女孩…都被他們搶走了,」這樣典型的記載描寫了這些土耳其新皈依者虔誠的英勇事蹟。

除此之外,伊斯蘭沒有在他們的生活中出現。盡管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最初對土耳其人的虔誠並不感興趣,但他們讚揚了這些新皈依者,因為他們「以真主的方式戰鬥,對異教徒發動聖戰」(無論過去還是現在,聖戰總是竭盡所能為其他非伊斯蘭的行為進行開脫)。

對於那些信奉伊斯蘭的蒙古人也是如此。正如蒙特克洛斯的黎果多(Ricoldo of Monte Croce)(卒於1320年)曾經觀察到的那樣,「韃靼人之所以接受伊斯蘭,是因為它是容易(接受)的宗教,而基督教是很難的宗教。」伊斯蘭補充了他們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,與此同時基督教卻挑戰了那種生活方式。

因此,穆罕默德為世界歷史最持久的貢獻是,他通過一種神學範例重新包裝了第7世紀的部落觀念,他還對部落主義加以神化,使其變成某種超高部落主義(hyper-tribalism),致使它不隨著其特定歷史背景而消亡,反倒戲劇般地滲透進當下的時代。不同的是,世界上許多文明能夠摒棄或至少緩和他們歷史上的部落主義,而穆斯林與部落主義決裂就意味著與穆罕默德和他的法律決裂—與伊斯蘭的根本教義決裂。

因此西方出現了臭名昭著的抵制同化的現象;建立飛地(在本國境內的隸屬另一國的一塊領土)和排他性的禁入區;穆斯林兄弟會(Muslim Brotherhood)和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(Council on American-Islamic Relations, CAIR)等類似組織持續不斷的破壞性顛覆活動;以及不時發生零星分散的突發的恐怖主義和仇恨犯罪。

雷蒙德•易卜拉欣(Raymond Ibrahim)是《劍與彎刀:伊斯蘭與西方14世紀的戰爭》(Sword and Scimitar: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)的作者,同時還是大衛霍洛維茨自由中心(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)的希爾曼研究員(Shillman Fellow),中東論壇(Middle East Forum)的裘蒂絲•羅森•弗利德曼研究員(Judith Rosen Friedman Fellow),以及哥特斯頓研究所(Gatestone Institute)的卓越資深院士。

這篇文章翻譯自Raymond Ibrahim的在線文章「How Muhammad Deified Tribalism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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